——以宣州区院情况为切入点

摘  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自2012年增设以来，在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降低其再次犯罪风险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也为主观恶性不大、罪行较轻且偶尔失足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受制于该制度自身的不足，使其在司法实践中不被重视，并未能达到该制度创设所预期中的效果。因此，突破制度瓶颈并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一一击破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保护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修订新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专章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赋予检察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方针的落实，也是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重要体现；同时，将一部分较轻微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分流出去，在客观上减轻了审判负担，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自2013年起，宣州区人民检察院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进行附条件不起诉的优待，在适用该制度的过程中发现了该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以宣州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为样本，深入研究基层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并试图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适用中的问题提出建议，以期对立法和司法产生裨益，最大限度地帮助失足未成年人尽快健康回归家庭和社会。

 

   一、附条件不起诉在宣州区院的适用情况

   自2013年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宣州区院共对15件18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其中2013年受理22件41人，附条件不起诉6件8人，分别占27% 和20% ；2014年受理11件11人，附条件不起诉1件1人，均占9%；2015年受理12件19人，附条件不起诉3件4人，分别占25%和21% ；2016年受理15件28人，附条件不起诉3件3人，分别占20% 和11% ；2017年受理案件7件14人，附条件不起诉2件2人，分别占 29% 和14% ；截至2018年7月23日，共受理案件5件8人，并无一人被附条件不起诉。

   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基层检察院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重视，运用并不充分，大量本可以非罪化处理的轻刑案件依旧随着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进入法院审判环节。这不仅仅是司法资源的浪费，更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背道而驰。

 

   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一）适用标准模糊，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新《刑诉法》第271条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仅适用于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形：第一，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第二，涉嫌实施《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所列的犯罪；第三，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第四，符合起诉条件；第五，有悔罪表现。其中，对第三、五项条件的判断属于实务中的难点，需要很大程度上依托检察官个人的办案经验和工作能力，检察官个人的自由裁量决定了案件能否终结于审查起诉阶段。

   就刑期条件而言，在当前尚未形成完善的量刑规范化建议且法定刑幅度弹性空间较大的司法环境下，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条件，缺乏可以考量的专业化方法和参考，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赖于检察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凭借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去判断和分析。因为缺乏量化的操作标准，依靠检察官个人的主观判断，一旦检察官个人的判断出现偏差，就会导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错用或者滥用，最终影响个案的流程，也会与该制度的创立初衷相违背。

   另外，如何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无悔罪表现，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由于缺乏规范化的判断标准，导致是否有悔罪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官个人的理解。具体而言，有的检察官认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负面表现即为“有悔罪表现”，也不乏有部分检察官认为只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主动性的行为才能认定为“有悔罪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承办检察官的理解不同，难免会造成犯罪情节、认罪表现基本相同的两个人所负担的法律后果千差万别。因此，在规定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受检察官个人裁量的影响，该制度的适用必然会受到限制。

   （二）监督考察体系不完备，检察官力不从心

   《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考察事项的主要承担者。但检察机关受审查起诉、出庭、法律监督等多项工作的牵制，在任务冗杂的状况下还要负责监督考察，其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虽然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在监督考察中可以动用社会力量实施跟踪帮教，这些参与主体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的有关人员，但针对以上主体的用语只是“可以”而非“应当”，没有将考察监督作为这些组织机构的常态化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要求这些组织机构配合监督考察工作是有一定挑战的。2017年，笔者所在宣州区人民检察院曾经对一名非宣州区户籍的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为方便监督考察，本想请该未成年人居住地的村委会协助进行监督考察，但该村委会以目前法律尚无操作规范且无力承担为由婉拒了本院的要求。

   此外，虽然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但在实际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往往受时空距离、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无能为力，无法达到检察机关所期望的效果。

   三、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对策

  （一）细化附条件不起诉的部分适用条件

  “有悔罪表现”是附条件不起诉中最难把握的适用条件中，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最大，容易造成同案不同罚的情况发生。因此，“有悔罪表现”这一条件的细化刻不容缓。

   悔罪是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外在表现，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悔罪的表现”应当通过其明确、客观的行为进行。例如，积极行为可以有以下几点：（1）犯罪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的；（2）主动向被害人赔礼道歉、退赔退赃的；（3）有自首或者立功情形的。消极行为包括：（1）身份不明的；（2）曾经故意犯罪的；（3）曾受过三次以上行政拘留的；（4）其他不适宜使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形。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备积极行为之一且不具备所有消极条件的情形才可认定为“有悔罪表现”。此时，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时符合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其他适用条件，检察机关就可以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二）引入非公开会谈程序

   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受邀参加非公开会谈的对象包括公安机关、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法定代理人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他无关人员不得参与。非公开会谈程序并不是针对所有的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都要举行，这里针对的仅仅是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针对复杂案件，检察官召开非公开会谈，将所有参与者集结一堂，创设一个多方交流对话的机会，更方便听取各方意见。

   非公开会谈程序的启动方式可以是检察院自行决定；也可以是由公安机关或者被害人向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检察院认为必要时予以召开。会谈的召开必须是非公开的，否则不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今后回归社会进行学习、生活。

   （三）构建多元化的监督考察机制

   监督考察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核心，单纯的依靠检察机关独立完成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调研显示：在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督考察中，需要检察机关投入更多精力的规定适用的情况较少，例如：心理辅导、戒瘾治疗、提供公益劳动、接受相关教育等。司法资源的有限迫使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集合社会各阶层力量的监督考察机制。这一机制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导，家庭、社区、学校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监督考察机制。在整个监督考察工作中，检察机关起到一个牵引的作用，具体负责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作出、监督考察方案的制定以及具体任务分配工作；家庭、社区、学校可以在生活和学习方面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关心和帮助；社区矫正机构则利用自身的矫正经验，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行为干预、心理调治和法治教育。

   当然，作为监督考察的主导机关，检察机关要定期召开各方主体都参与讨论的监督反馈会议，将各方监督考察的暂时性结果进行汇总，并根据监督考察汇总结果重新调整考察工作的重心，制定实际有效的监督考察措施。同时，检察机关的人员要学习基本的心理学知识，以便更好地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沟通交流。

   四、结语

   对于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使未成年人免于进入监狱服刑。让未成年人在正常的生活中获得救赎，是我国刑法谦抑性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保护中的充分体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完善和细化，针对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进行应对，更能将制度的功用发挥到最大。